「茶馬古道」從秦漢初見雛形，到唐宋正式形成，興盛於清代至民國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隨著各級公路的修築延伸逐漸衰落。
它不是一條單一的道路，也不是一個單一的交通概念，是主線以及延伸出來的大大小小的若幹分支的統稱。
在「茶馬古道」上，眾多馬幫往來於中國西南地區的漢、藏、白、回等多個民族間，運輸茶、馬、鹽等商品再進行貿易交換。
它像條奔騰不息的大河，納百川而入海，把中國西南地區的許多民族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加強了彼此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融合，增進了彼此的團結和友誼，鞏固了西南邊疆的穩定。
中國人對茶的喜愛由來已久，中原和邊疆的人們不約而同地將這一片葉子植入生活，如影隨形。
西南的茶，西北的馬，在古代王朝政權的建設和穩固中起到了平衡和穩定的作用。無論是作為日常享用和國家賦稅來源的茶葉，還是作為交通運輸和戰爭工具的馬匹，都在逐漸成為溝通連貫東西南北、中原與邊疆、邊疆和邊疆、國內和國外的重要媒介。
這樣的需求也必然帶來農業社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依靠，繼而對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和文化帶來影響，從而有了中國歷史上持續千年的茶馬互市和茶馬貿易，貿易的繁榮又催生了更多種類商品的交換。
茶馬古道從中國西南橫斷山脈東側的雲南、四川及湖南等地的茶葉產地出發，
穿越橫斷山脈和三江流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大江峽谷，翻越橫跨世界最高海拔的長峰巨嶺、雪山草原一路向西延伸，覆蓋了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
最後通向喜馬拉雅山南部的南亞次大陸，可以被稱為世界上最古老奇特艱險，並承載著厚重文明的國際交通大動脈。
茶馬古道是由人行走出來的天塹之路，見證了人與自然的融合，也見證了人們所創造的文化的融合。
民族、信仰、文化盤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牢固紐帶，輻射滇、川、藏三角區的茶馬網絡，為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管道。
人的走動帶動著語言、習俗、信仰的流通，在保持各民族多元文化特征的同時，加深了人們對彼此的認知與了解。
「茶馬古道」從秦漢初見雛形，到唐宋正式形成，興盛於清代至民國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隨著各級公路的修築延伸逐漸衰落。它不是一條單一的道路，也不是一個單一的交通概念，是主線以及延伸出來的大大小小的若幹分支的統稱。在「茶馬古道」上，眾多馬幫往來於中國西南地區的漢、藏、白、回等多個民族間，運輸茶、馬、鹽等商品再進行貿易交換。它像條奔騰不息的大河，納百川而入海，把中國西南地區的許多民族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加強了彼此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融合，增進了彼此的團結和友誼，鞏固了西南邊疆的穩定。
中國人對茶的喜愛由來已久，中原和邊疆的人們不約而同地將這一片葉子植入生活，如影隨形。西南的茶，西北的馬，在古代王朝政權的建設和穩固中起到了平衡和穩定的作用。無論是作為日常享用和國家賦稅來源的茶葉，還是作為交通運輸和戰爭工具的馬匹，都在逐漸成為溝通連貫東西南北、中原與邊疆、邊疆和邊疆、國內和國外的重要媒介。這樣的需求也必然帶來農業社會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依靠，繼而對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和文化帶來影響，從而有了中國歷史上持續千年的茶馬互市和茶馬貿易，貿易的繁榮又催生了更多種類商品的交換。
Grass on earth
飲茶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也是文化與思想感情交流共融的關系。茶能給人帶來種種益處，從古至今，茶在很多地區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特別是缺少果蔬的高原地區，對茶的依賴更為突出，這也是茶馬古道的形成的直接原因之一。
Origin of tea tree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植茶樹的地方，而景谷古寬葉木蘭化石的發現證實了茶樹起源於雲南。茶樹與寬葉木蘭、中華木蘭植物化石有較多的相似之處，在遺傳上有親緣關系。思茅市境內的景谷縣是中國唯一的第三紀木蘭植物群分布區。
雲南省臨滄市鳳慶縣小灣鎮錦繡村的茶樹是鳳慶栽培型古茶樹的代表，也是世界上發現的現存最粗大的古茶樹，其3200多年的樹齡使之被稱為「茶樹王」。茶樹王生長在海拔2245米的高山上，根部周長5.80米、樹高10.6米、樹幹直徑7.84米。
普洱茶的產地以雲南省西雙版納的六大茶山為中心，種植地區覆蓋瀾滄江中下遊。古六大茶山上保留了較多古茶樹，清代中期文獻中記載的六大茶山分別是慢撒（易武）、倚邦、攸樂（基諾）、莽枝、蠻磚和革登，延續至今。
六大茶山是雲南茶馬古道的源頭，逐漸發展成以茶葉貿易為主的集散地，並對雲南的政治、經濟、生產、消費、交通、運輸形成了較大輻射和影響。
Origin of tea tree
（種茶、采茶、運茶、鬥茗）
相傳三國時期，蜀國攻打吳國失敗，南中諸郡皆叛。諸葛亮親自南征，五月渡瀘，平定四郡。為安定和開發南中地區，諸葛亮在當地少數民族中推廣先進農耕技術，倡導種茶、用茶，因此在很多地區諸葛亮也被奉為「茶祖」。不過這樣的傳說未見於史書記載，更多是來源於西南地區人民對中原文化的仰慕和借用。
每年四月中旬，景邁山的布朗族人都齊聚在茶祖廟，舉行盛大的「山康茶祖節」慶典訴願祈福，呼喚茶魂，祭拜茶祖，祈求茶祖保佑人們幸福吉祥。山康茶祖節已傳承了1700多年，與漢族的春節相仿，有除舊迎新之意，布朗族人對賦予他們生命和希望的古老茶山頂禮膜拜，給先人敬上糯米飯、蜂蠟香、禮錢等，以此來祈求幸福吉祥。
The people of Tibet and tea
茶能給人帶來種種益處，在一些缺少果蔬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因膳食以糌粑、牛羊肉為主，對茶的依賴更為突出，流傳著「寧可三日不吃糧，不可一日不喝茶」的諺語。茶葉中富含茶多酚、維生素、氨基酸等的成分，不僅具有清熱、解毒、潤燥、利尿、促消化等功能，還可彌補因膳食結構導致的維生素等的不足。
彩繪松贊幹布像唐卡(青海省博物館藏）
藏區民眾是何時飲茶的，從現在能找到的史料記載看最早是在唐代。唐朝時吐蕃（今西藏）勢力強大，茶葉作為珍貴禮物也進入了藏地。據《西藏日記》記載，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給藏王松贊幹布，隨帶物品中就有茶葉和茶種，來自中原地區的飲茶習俗也因此得到推廣和發展。
熬煮清茶
酥油茶
藏族奶茶
茶在西北地區因風俗差異，發展出了獨特且多彩的飲茶風格。
不管是集鎮、農村、牧區或是寺廟，當地的人們一日三餐，餐餐都離不開茶。
飲茶的方法因茶葉珍貴而變得多樣，且盡量將茶用到極致。
現代銀茶碗（四川博物院藏）
現代酥油茶壺（四川博物院藏）
近代木酥油筒 （四川博物院藏）
該茶壺為白銅質，帶紐壺蓋，龍首提梁，直口，卷沿，短頸，鼓肩，收腹，平底。器物上鑲嵌蓮瓣紋，如意形紋，回紋，纏枝花卉紋，二龍戲珠等圖案，造型規整，美觀大方，是藏族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
多穆壺，源於蒙、藏少數民族地區，主要用於盛裝酥油茶。清代宮廷曾以多種材料製作多穆壺，作為精美的工藝品用以陳設欣賞、款待和賞賜。融合了多民族生活特色、文化沈澱和宗教元素的多穆壺也成為了重要的溝通媒介，聯絡起民族間的共通情感。
The Mountain Jobbells
馬在古代是重要的運載工具，中國養馬歷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從秦代開始，歷代中央王朝都曾設立牧監，直接圈養馬匹。西部少數民族擅長養馬，不僅在養馬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還曾培養了大批馬匹供給內地，為鞏固國防作出了重要貢獻。
The Mountain Jobbells
馬在古代是重要的運載工具，中國養馬歷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從秦代開始，歷代中央王朝都曾設立牧監，直接圈養馬匹。西部少數民族擅長養馬，不僅在養馬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還曾培養了大批馬匹供給內地，為鞏固國防作出了重要貢獻。
公元756年，唐肅宗下令在回紇地區「驅馬市茶」，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宋代開始，西北以畜牧經濟為主的少數民族，先後建立了夏、遼、金政權，與宋長期對峙。宋初朝廷向黨項族購買馬匹，並以銅錢支付，而黨項族則利用銅錢來鑄造兵器，這對宋朝來說無疑具有潛在威脅，因此之後就改為用茶葉等物品來作物物貿易。
宋朝廷常年與契丹、西夏交戰，所需軍馬更多。這些軍馬最初主要從西北地區（如今的甘肅、陜西）等地的市場獲得。這一帶的馬體格高大，最適合作戰馬用。但隨著戰事的焦灼，契丹、西夏政權為了自身利益絕不輕易將戰馬輸入宋朝。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陜西地區的茶馬道受阻，北路馬匹來源受阻。此後，宋朝的馬匹來源主要靠今天甘肅、青海境內的吐蕃部族，然而馬匹價格十分昂貴，宋王朝為購買戰馬常經費拮據，多以銀、絹、茶等支付馬價。
吐蕃等少數民族客觀上對茶葉迫切的需求，不僅刺激了以茶易馬的興盛，並且使宋朝廷將茶馬貿易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用來與西北各民族結善。當時朝廷不僅把茶馬互市的重心轉移到西南地區，更規定了「專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並在四川雅安的名山設置了「茶馬司」統一管理茶馬交易，每年買馬達15000匹以上。
唐宋八大家法帖拓片（茶錄）（四川博物院藏）
Transportation Needs
由於橫斷山脈和青藏高原山高水急，車輛運輸和水上航運均無可能，因而只能選擇人背馬馱這樣最古老、最原始的交通運輸方式。
漢代，雲南就出著名的「越賧馬」。南詔、大理時期，雲南馬馳名各地，稱「大理馬」。雲南馬以善走崎嶇山道和耐力負重聞名。自明代以來，隨著大量內地漢族移民進入雲南，雲南的商品生產迅速發展，人口也急劇膨脹，隨之而來的各類消費也同步增長，特別是雲南的銅、鹽、茶的大量生產，促進了騾馬運輸的迅猛增長。因而明代以後，雲南馬的主要用途已經從戰爭轉變為運輸。
西漢鎏金孔雀紋銅馬珂
西漢四牛鎏金騎士銅貯貝器
作為承載古道生命與物資流動的馬，是馬幫和馱隊賺錢謀生的基礎，從與馬有關的配飾物的多樣和精致工藝中便可見其體惜之心——馬鞭、馬面、馬嘴套、馬秋、馬鈴鐺到馬鐙、馬鞍，從頭到尾，缺一不可。
在茶馬古道上跑長途的馬幫，所用的交通工具除了馬以外，更多是騾子。騾是一種馬與驢雜交的家畜。茶馬古道一路，山高、路窄、陂陡。騾子雖然出步小，但蹄與肢之間收得緊，走山路靈活，食量也小得多，而且其負載能力和行走耐力遠遠超過馬。
Yak
牦牛是藏族人民的「神牛」，是青藏高原的原始牛品種，是當地人民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
在藏族群眾要出遠門朝聖的時候，在牧民們要轉移放牧營地的時候，在他們需要經商貿易的時候，牦牛是高原上最為重要的運輸工具，又因其全身是寶，因而有「高原之舟」和「全能家畜」的美譽。
過高山雪地時，馬幫的貨物多，僅憑騾馬和人力是無法翻越雪山的，從雲南和四川循茶馬古道而來的馬幫就要雇請牦牛幫忙。牦牛能夠在空氣十分稀薄的情況下上山爬坡。翻越高山的時候，連強健的雲南騾馬都十分吃力，而牦牛在這時卻顯示出驚人的耐力，不管多高多難走的雪山，它們都能一氣貫穿，馱著沈重的貨物直走到宿營地，仿佛他們根本沒有負重爬山。
牦牛能掘開雪層，吃到雪下的枯草，這樣就能少帶飼料。在大雪過後，路上坑凹的地方都被掩蓋了，驟然驅馬行進若誤陷進去十分危險。而牦牛感覺靈敏，又常年生活在雪原上，它們會避開這些危險的窪陷之地，選擇結實的平地走。有時雪太深，行走困難，只有靠牦牛先走過去，把雪踩踏平了，馬幫才走得過去。
The Mountain Jobbells
茶作為茶馬互市上的核心物品，是基於人最基礎的生存需求而存在，以延續生命為目的的。而其後的貿易往來，包括皮毛、麝香、鹿茸、土特產，金銀器等，則是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物品的豐富性和貿易的固定化，即人們不再以生存作為最基礎的需求，而是希望擁有使生活變得更好的物品。物品見證了發展，茶馬互市源於物品，也精於物品。
The Mysterious Ancient Dian State
雲南地區的青銅文化發展於商末周初，成熟於春秋、戰國，西漢中期達到鼎盛時期，神秘的古滇國就屬於青銅文化。據《史記》記載，公元前278年，楚國遣莊蹻率領一支隊伍到達滇池地區，征服當地人後，因歸路被秦國所斷，就留在滇池地區，建立滇國。古滇國沒有出土記載文字的實物資料，只能從隨葬品中塑造的人物、動物、活動場面來追溯當時的社會生活。
西漢馴馬場面銅貯貝器（雲南李家山青銅器博物館藏）
貯貝器是古滇人特殊的青銅容器，器存儲器放海貝。對於雲南的地理條件來說海貝是十分珍貴的物品，因而也作為貨幣使用，被稱為「貝幣」。李家山古墓中共出土海貝三百多斤，分別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此外，這些古墓中出土的青銅器還出現了很多動物搏鬥類的雕塑，這種題材的青銅器在北方遊牧文化裏是最為常見的，出現得也更早，這都體現了在漢以前雲南地區與外界存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
The Mysterious Ancient Dian State
茶馬古道上運輸的物品雖以茶、馬為主，但鹽巴、藥品、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也是這條古道上必走的貨物，特別是食用鹽。在古代，鹽礦的開采、食鹽的買賣都由官府控製。西藏早在吐蕃王朝以前，各部落就有了鹽田，並經常發動爭鹽田的地盤戰爭，傳說中的格薩爾王和納西王羌巴就為爭奪鹽田而發生過交戰，俗稱「羌嶺之戰」。
在西藏芒康縣有一個叫做鹽井，位於瀾滄江的西岸，這裏地勢平緩，鹽田面積較大，所產的鹽為紅鹽，也叫桃花鹽。鹽井從唐代就開始製鹽，距今已延續了1300多年。一塊塊曬鹽池猶如無數個鏡面世界，倒映著高原的風雲變化。鹽粒結晶而出，為高原提供了寶貴的生活必需，也催生了千年茶馬古道上一代代鹽井人家的故事。
到了清代，由於當時國家疆域的遼闊使得戰馬的來源增多需求減弱，茶馬交易逐漸被邊茶貿易代替，並發展成全面的漢藏貿易。藏族用以換茶的物資由馬變成了皮毛、麝香、蟲草、貝母等土特產等；內地出產的衣服、綢緞、布匹、酒肉、鐵器、瓷器等商品也都源源不斷地銷往古道沿途的藏族聚居區。這一時期，雙方交換的貿易數額甚至遠遠超過歷史上茶馬貿易的規模和水平。
茶馬古道從中國西南橫斷山脈東側的雲南、四川及湖南等地的茶葉產地出發，穿越橫斷山脈和三江流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大江峽谷，翻越橫跨世界最高海拔的長峰巨嶺、雪山草原一路向西延伸，覆蓋了雲貴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後通向喜馬拉雅山南部的南亞次大陸，可以被稱為世界上最古老奇特艱險，並承載著厚重文明的國際交通大動脈。
Overcoming transport difficulties
茶馬古道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高原上各民族的先民很早就披荊斬棘、鑿山開路、紮筏造船、淩空拉索，在高山深谷中走出一條條險峻曲折的山路，秦漢時期「五尺道」、「南夷道」、南方絲綢之路等通路為茶馬古道的開拓與形成奠定了基礎。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long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大約4000萬年前，印度大陸板塊緩緩沖擊亞歐大陸板塊，青藏高原從亙古汪洋隆升為世界屋脊。而喜馬拉雅造山運動也使青藏高原東南部邊緣上形成了幾道南北走向的巨大皺褶——這就是著名的橫斷山脈。
從青藏高原往東，是「難於上青天」的蜀道，並與黃土高原相通；往東南是地形多變的雲、貴、川地區；向南是富饒的東南亞、南亞諸國。也正是在這裏誕生了一條條遠古民族遷徙的故道，將橫斷山脈與青藏高原連結起來。
The Shu-Yuandu Road
西北的絲綢之路被人所熟知，在絲綢之路開通的兩百多年前，西南就已經出現了一條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最古老的道路——史稱「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
在不同地區因道路的開鑿時間、途經地域、方向走勢不同，蜀身毒道也可分為五尺道、靈關道、永昌道、南夷道等。其出發點基本上都是僰道（今四川宜賓），途經雲南大理、撣國（今緬甸），最終到達身毒。這些古道與西北的絲綢之路相應，也被學術界統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蘭津古渡是蜀身毒道上過瀾滄江的渡口，開設於東漢明帝時期，是雲南省現存最早的渡口。
Ancient Tangbo Road
公元6世紀中葉，生活於西藏山南地區的雅隆部落，逐步發展為強盛的地方勢力，松贊幹布繼位部落首領後，建立了吐蕃王朝。公元7世紀初，吐蕃向東發展進入青海地區，並與唐朝建立多方面的聯系。兩百多年來，青海成為唐、吐蕃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頻繁的使團、商旅往來，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起自陜西西安（即長安），途經甘肅、青海，至西藏拉薩（即邏些），全長三千多公裏。據《全唐書》記載，僅唐太宗貞觀元年之後的兩百余年間，唐蕃使臣相互往來就多達142次，藏漢民族沿著唐蕃古道密切交往，因此唐蕃古道也被稱作是漢藏友誼的「黃金橋」。
Long Road
茶馬古道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發展變化，因而形成了既有主幹線又有分支線，既有官道又有民間人馬驛道的多條復雜多變的國際交通孔道和民間商貿通道。縱觀其歷史發展，與唐宋至明清由政府控製和組織的茶馬貿易密切相關。
Tea and Horse Trad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為了維護邊疆安寧，中原王朝對戰馬的需求與日俱增，從唐代開始，歷代統治者都積極采取控製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回紇地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唐代安史之亂後，為了籌措糧餉消滅藩鎮割據勢力，朝廷開始對茶葉征稅。由於茶葉貿易帶來的巨大利潤，使茶葉成為國家壟斷貿易的茶榷成為製度（茶榷及征收茶稅），直到清末才被取消。
北宋時期，由於西北的馬匹適合作戰，所以茶馬交易主要在陜甘地區，易馬的茶葉就地取於川蜀。宋神宗時期，陜西茶馬道受阻，宋朝就把茶馬互市的重點轉移到西南地區來，四川雅安成為這一時期茶馬互市的中心之地，雅安的名山茶也專供易馬使用。因此「川藏茶馬古道」成為宋朝廷與吐蕃進行茶馬交易的主要地區。
宋鵲紋銀盤（四川博物院藏）
宋紹昌銀盞（四川博物院藏）
唐藏文木牘（青海省博物館藏）
唐卷葉獅紋磚（青海省博物館藏）
宋代茶事盛行，在唐代的煎茶法的基礎上發展出點茶法，包括炙茶、碾羅（碾碎再篩）、
候湯、焰盞、點茶等一套程序。除點茶法外，鬥茶之風熾盛，各式各樣的茶具層出不窮。
宋瓜棱執壺
（四川博物院藏）
宋錫茶托
（四川博物院藏）
宋兔毫盞
（四川博物院藏）
琉璃廠要有柄銚子
（四川博物院藏）
宋茶研磨盤
（四川博物院藏）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元代時，官府廢止了宋代實行的茶馬治邊政策，但為保證前往西藏的交通暢通，把川藏茶馬古道作為了進藏交通的主幹線，定為正式驛路，並設置了19處驛站進行管理。
明代延續了元代的驛站製度，每年有數百萬斤茶葉經由康定進入西藏，川藏茶馬古道經濟價值大增。明朝統治者也加強了滇藏茶馬古道的建設，成為雲南通往內地的重要通道，因藏族人民對普洱茶的喜愛，滇茶進藏也不斷增多。但隨著麗江木氏土司勢力的擴張，滇藏交通一度中斷。
明朝在藏漢交接或雜處的地方開辟茶馬互市場所，設立茶馬司等機構管理茶馬及其它物品的貿易，這件布告是在明代萬歷年間由陜西監察禦史發布的。
明代茶馬互市布告（青海省博物館藏）
The Development of Tea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同樣把茶法和馬政視為軍國要政，茶馬互市依然是清代統治者穩定邊疆地區的重要政治和經濟手段。清初茶馬貿易僅限於官府，嚴格禁止私人貿易。清廷下令將茶分為用於易馬的官茶、用於征稅的商茶和用於進貢的貢茶。
至乾隆朝，茶馬互市由於各種原因時常中斷，巨大的利潤導致貪官奸商趨之若鶩，茶山貿易被壟斷，官營茶馬互市製度推行艱難，進而被商營主導的邊茶貿易製度所取代。「邊茶」即為內地銷往藏區的專供茶，此時除了茶葉外，與藏族人民生產、生活相關的貨物比例增大，藏區輸出的商品也不僅限於馬，皮革、藥材、黃金等也進入市場。
清全省茶課銀錠（四川博物院藏）
清鹽厘局銀錠（四川博物院藏）
Different Roads, Same Journey
茶馬古道並沒有一條完全固定的單一線路，而是一個龐雜的陸上交通網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甚至在同一朝代的不同階段，它都有著不同的路向，因時變遷、因地轉移。但其中也有兩條主要線路，一條是從四川雅安出發的川藏茶馬古道，另一條是從雲南思茅（今普洱）、普洱（今寧洱）等地出發的滇藏茶馬古道。它們的起點都是盛產茶葉的地方，主線的沿途還會延伸出無數支線，像一張巨大的網把滇藏川大三角區域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Sichuan-Tibet Tea Horse Road
川藏茶馬古道從四川的雅安出發，向西經瀘定、康定（古稱打箭爐）、巴塘、昌都到拉薩，再到尼泊爾、印度；途經大渡河、雅礱江、瀾滄江、怒江、雅魯藏布江、拉薩河，翻閱嚇貢拉、怒貢拉等雪山，一路經過高山陡坡、溝壑懸崖、急浪險灘，連接著漢藏兩地人民基本的需求。
宋廣元窯黑釉瓷碗（四川博物院藏）
邛窯陶盞（四川博物院藏）
邛窯陶杯（四川博物院藏）
瀘定一直是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驛站。大渡河從這裏流過，在河上無橋的漫長歲月中，運茶的馬幫和背夫到了瀘定，只能乘坐木船、皮船渡河，更早的時候只能依靠溜索。大渡河水急浪高，寬超過百米，過河十分危險。
康熙四十五年 (公元1706年)，為了鞏固邊疆，保障茶路和官道的暢通，當時的四川巡撫上奏建議修橋，得到康熙特準並下詔撥庫銀在瀘定大渡河建橋，還親自為橋取名「瀘定橋」，並作《禦製瀘定橋碑記》。瀘定橋建成後，徹底結束了運茶的馬幫和背夫過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歷史。
Yunnan-Tibet Tea Horse Road
滇藏茶馬古道從雲南的思茅（今普洱）、普洱（今寧洱）等地出發，向北經大理、麗江、中甸（今香格裏拉）、德欽到西藏的邦達、昌都、洛隆、林芝、拉薩，再經由江孜、亞東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
滇藏線出現在唐朝時期，與吐蕃王朝向外擴張和對南詔的貿易活動密切相關。678年，吐蕃勢力進入雲南西洱海北部地區。雙方的貿易也獲得長足的發展，茶馬貿易就是重要內容之一。南詔與吐蕃的交通路線大致與滇藏茶馬古道相近似，為宋以後的茶馬互市奠定了基礎。
雲南省臨滄市，以茶興市、由茶興貿，滇藏茶馬古道的南段在臨滄全市都有分布。其中，主道以臨滄為中心，西走鎮康可到達緬甸海岸，再通向世界各地；向北過瀾滄江到達昆明可東進中原，往巍山下關麗江、中甸可進西藏。此外，以臨滄連接周邊縣區，過瀾滄江的昔歸渡口可以到達景谷、普洱，以茶易鹽。
Over the Himalaya
茶馬古道到了拉薩並沒有終止，它又由拉薩向西向南延伸，分別由多條道路通途進入印度、不丹、尼泊爾。千萬年來，喜馬拉雅山脈猶如一道天然屏障，橫亙在青藏高原與南亞和大海之間。然而，人們似乎無視這道屏障的存在，不斷地翻越它、穿過它。山間的無數河谷和山口成了人民溝通交流的道路，漢族人、藏族人、印度人、不丹人、尼泊爾人都從這些山路走過，也聯絡起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的文化、文明。
茶馬古道是由人行走出來的天塹之路，見證了人與自然的融合，也見證了人們所創造的文化的融合。民族、信仰、文化盤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牢固紐帶，輻射滇、川、藏三角區的茶馬網絡，為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提供了相互了解的管道。人的走動帶動著語言、習俗、信仰的流通，在保持各民族多元文化特征的同時，加深了人們對彼此的認知與了解。
The People and Scenery
可以將茶馬古道比作是連接中國西北、西南地區，乃至南亞、中亞等地區的血脈，而行走在期間的馬幫、背夫和牦牛馱隊，就如同鮮活流動的血液，將氧氣般不可或缺的茶葉等物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雪域高原。這些隊伍憑借著古老而樸素的生存智慧，不僅帶去了各色的貨物，還帶動了城鎮的形成，更帶領著這一區域的風土人情向著豐富多元的方向發展。
清鏨刻銀燈（青海省博物館）
清鏨花銀燈（青海省博物館）
民國鑲嵌螺鈿橢圓大盤（雲南省博物館）Caravan Culture
民國時期的馬幫
現代馬幫馬幫是指馱運貨物的馬隊，一些家裏養得起馬的農戶，相約組建起馬幫，在馬鍋頭的帶領下跑「長途運輸」。馬幫是滇藏茶馬古道上的主要運輸方式，然而由於路途險惡，馬幫往往要行走大半年才能完成一次茶馬交易，常會有大量的騾馬和馬夫消失在途中。但為了生計，身處高原上的人們義無反顧地出發，將產茶區的茶葉送到渴求茶葉的人們手中，也將橫斷山脈和青藏高原聯接在一起。
古道上，人們習慣將趕馬人叫「馬腳子」(藏語叫「臘都」)。馬腳子們大多出身貧寒，為生計所迫才走上趕馬的路。由於路途異常艱苦，十分危險，所以每個趕馬人都必須要具備充足的本事和能耐。首先，要懂天時地利人和，即要會看天氣變化，要會選路，還要會選宿營的地方，同時還要通各民族語言，善於和不同地方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其次，要識騾馬的性情；最後，要會各種馬幫生活的技能，諸如支帳做飯，砍柴生火，釘掌修掌，找草餵料，乃至醫人醫畜等。
由於四川缺乏善走山地高原的馬和騾子，且人力成本更低廉，因此川茶進藏多用人力運輸。在古代，每當農閑時節，四川西北部一帶的窮苦農民就大量離家，走上川藏茶馬古道背運茶葉。一個背夫背上的茶包重量多則兩三百斤，少也有百余斤，比騾馬的負重還要多。他們從雅安背著茶到康定，背一趟茶需要半個月，每天要走20多裏路。
清木架銅鏨刻蝙蝠紋馱水桶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牛皮水袋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牛皮茶鹽袋
（青海省博物館藏）
馱包馱架
（普洱市博物館藏）
馱馬鞍
（普洱市博物館藏）
鑲貝殼的騎馬鞍
（普洱市博物館藏）
馬鍋頭所用的旱煙鬥
（普洱市博物館藏）
馬幫用的防風燈
（普洱市博物館藏）
Minorities and Tea along the Tea Horse Road
世代生息在橫斷山脈—青藏高原上的少數民族有20余個，各民族雖然都有自己的語言、服飾、風俗、習慣、信仰和崇尚，都有自己獨特的哲學和獨特的風情，但都把茶當成一種高潔典雅的物品。
佤族聚居的山區，常年雲霧繚繞，耕地坡度大，極消耗勞動力。在上山勞動前後，佤族更喜歡茶氣濃烈的新鮮大葉茶粗葉煨出的茶水。簡單烤製後置於土罐內加水小火慢燒，飲用時加少許鹽巴，既提神解乏，又可補充鹽分。擂茶也是佤族的一種古老的飲茶方法，是將茶葉加入姜、桂、鹽放在土陶罐內共煮食用。
布朗族是最早種茶的少數民族之一，有著「千年茶農」之譽，主要聚居在布朗山、景邁山等地。長久以來，布朗族人在離開村寨進山勞作或野外狩獵時，會因地製宜就地取材，采來鮮嫩的茶葉，砍來粗壯的竹筒，盛上清澈的山泉活水，置於火上煮沸並烘烤製作青竹茶。
哪裏有古茶樹，哪裏有大茶園，哪裏就有哈尼族。在哈尼族的生活中，茶與人密不可分。哈尼族喜歡飲用土鍋茶，在哈尼族聚居的西雙版納南糯山，他們先用大土鍋將山泉水燒開後，放入特製的「南糯白毫」，熬煮數分鐘後，茶湯呈綠黃色，便舀入竹製茶盅內飲用，清香潤喉，回甘生津。在勞作之余，他們還喜歡和家人一起坐下來喝茶閑侃，盡享天倫之樂。當有外族貴賓來訪時，淳樸的哈尼族人也會煮製這種「土鍋茶」招待，把他們當成遠方的親人。
棲息於西雙版納州攸樂古茶山深處的基諾族，是一個被稱為「吃茶」的民族。他們擅於種茶、製茶、吃茶，尤其偏好「涼拌茶」。即采來鮮嫩的茶葉，用手搓揉後，然後加入切碎的大蒜、辣椒、食鹽及少量泉水，再用筷子攪勻以更好入味，待片刻後即可食用。所以，涼拌茶更象是一道菜，將茶葉的味道發揮到極致，酸、甜、苦、辣、鹹，盡在其中。
「拉祜」一詞中「拉」為虎，「祜」為將肉烤香，因此歷史上拉祜族被稱做「獵虎的民族」。拉祜族喜飲烤茶和槽茶。烤茶是大茶入罐烤至焦黃，待香味飄出後對入水稍煮即飲。槽茶是將鮮嫩的茶葉采下後，在鍋中煮到半熟取出置於竹筒存放，吃飯時取出少許在水中煮開即可飲用。
Ancient Towns Road
坐落在茶馬古道沿途的城鎮因商業的發展而受益匪淺，也有很多城市就是因為茶馬古道才形成的。例如雲南的易武、思茅（今普洱）、麗江、中甸（香格裏拉），四川的雅安、瀘定、康定、理塘、甘孜等，西藏的昌都等。這些城市伴隨著茶馬古道的通行而聚集了商賈，人煙輻輳、商鋪林立，繼而形成了城鎮並興盛起來。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own in Yunnan
普洱原名為「思茅」，是因普洱茶才更名的城市。歷史上的思茅是滇藏茶馬古道的起點之一，是世界茶樹原產地的中心地帶，也是普洱茶的原產地之一。在普洱市內7個縣的29處密林中，有近8萬畝野生古茶樹群落，有鎮沅縣千家寨2700余年和2500余年的兩棵野生茶王樹、普洱縣困鹿山和板山兩棵千余年的野生古茶樹、景谷縣正興一棵千余年的野生古茶樹，瀾滄縣邦崴千余年過渡型古茶樹，景邁、芒景村千余年栽培型的萬畝古茶園。
麗江位於滇川藏的交接點上，歷史上的滇川藏貿易及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交流都在這裏匯集。早在漢、晉時期，納西先民就同巴蜀漢商交換布、帛和鹽、鐵、畜產品。從清初開始，經濟逐漸發達起來的納西族地區與鄰近藏區的物資貿易十分興盛。很多納西商人到藏區經商，以專銷內地茶葉、絲綢、銅器皿為主，較大的商號有牛家的「裕春和」，賴家的「仁和昌」，李家的「永興號」等，後來發展到30多家。與此同時，西藏及各地的商家也紛紛到麗江設店開號，麗江逐漸成為各路馬幫的中轉站。
Ancient Tea Horse Road Town in Sichuan
一首《跑馬溜溜的山上》使康定被海峽兩岸所熟知。康定過去叫做「打箭爐」，是一座歷史悠久的高原古城。古城三山環抱，二水夾流，折多河貫穿城中，富有民族風格的各式建築錯落有致地散布於河兩岸。悠悠民歌聲，翩翩民族舞，極富高原民族風情特色。西來的馬幫到達康定，就要在這裏轉換運輸工具或者就地進行茶馬貿易。1696年康熙批準了在康定進行茶馬互市貿易的請求，使康定成為了內地與西藏地區之間主要的商業中心。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理塘縣位於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理塘在藏語的意思是如銅鏡般廣闊的壩子。理塘縣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被譽為「世界高城」。在這裏美麗的草原風景與繚繞的雲霧交相輝映，如同空中草原一般。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理塘縣位於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理塘在藏語的意思是如銅鏡般廣闊的壩子。理塘縣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被譽為「世界高城」。在這裏美麗的草原風景與繚繞的雲霧交相輝映，如同空中草原一般。
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理塘縣位於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理塘在藏語的意思是如銅鏡般廣闊的壩子。理塘縣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被譽為「世界高城」。在這裏美麗的草原風景與繚繞的雲霧交相輝映，如同空中草原一般。
四川雅安是有名的邊茶之鄉，一直為邊茶的主要生產和貿易集散地。這裏氣候濕潤、降水豐富，加上土壤呈酸性，從而形成了茶樹生長的自然條件。同時，雅安又與藏區接壤，漢藏兩地便於溝通交流，逐漸從「以茶易馬」發展成「以茶為主」的貿易形式。清朝時，雅安每年會提供約800萬到1000萬斤的茶葉供應藏區各少數民族。
The Ancient Tea Horse Road of Tibet
昌都在藏語中是「兩河交匯」的意思，位於瀾滄江上遊谷地中，是西藏的東部的政治文化中心。它東與四川省的德格、白玉隔江相望，東南與雲南德欽接壤，西南則與林芝地區毗鄰，而西北與那曲地區相連，北面與青海玉樹相交，自古以來便是西藏的交通要沖。昌都地區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不少山峰都聳立於雪線之上，康巴藏區25座神山大多都在昌都境內。神奇而壯麗的自然景觀和積澱著濃厚歷史文化的人文景觀一起構成了昌都豐富的旅遊資源。
瀾滄江的源頭位於青海省吉富山，從這裏流出的溪流，一路匯合其他小支流後，到昌都市才被稱為瀾滄江。
瀾滄江的源頭位於青海省吉富山，從這裏流出的溪流，一路匯合其他小支流後，到昌都市才被稱為瀾滄江。
瀾滄江的源頭位於青海省吉富山，從這裏流出的溪流，一路匯合其他小支流後，到昌都市才被稱為瀾滄江。
拉薩是西藏自治區的首府，也是西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隨著茶馬古道貿易的興起和繁榮，這裏的民間商業也應運而生，連寺院和貴族也紛紛參與其中，形成了多個商業集團。拉薩的民營商家們向西喜馬拉雅南麓一帶與印度、尼泊爾方面做生意，向北與青海、甘肅貿易往來，向東向南與川、陜、滇商人交易茶葉山貨，這使得拉薩真正成為青藏高原和橫斷山脈的貿易中心，一時間街頭上茶葉、布匹、毛皮、金銀首飾、綢緞、藥材、食品等店鋪琳瑯滿目。
Buddhist Propagation
茶馬古道位置特殊，途徑橫斷山脈，西部、西北部聯接著青藏高原，東部緊靠遼闊的內地，南部、西南部毗鄰南亞、東南亞，正好處於世界佛教文化圈內，所以這一地區形成了以佛教文化為主體的宗教文化。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在此交匯，同時這裏豐富多彩的民族原始宗教及形形色色的民間信仰，使得這一地區的宗教文化更異彩紛呈。
The Spread of Tibetan Tradition in Tibet
誕生於中原地區的茶文化向西、向北擴散，佛教也隨著文成公主入藏，同時印度的佛僧也進入西藏。佛教經過100多年與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相互融合，最終形成了藏傳佛教，並於公元8世紀下半葉獲得重大發展，隨著吐蕃軍事、政治的擴張而興盛起來。
桑耶寺明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像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銅鎏金白度母像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藏經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藏經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銅鎏金獅面佛母像
（青海省博物館藏）
清銅鎏金獅面佛母像
（青海省博物館藏）
元代統治者大力扶持薩迦派勢力，中原和藏區間的宗教往來明顯增強，在山西的五臺山、北京的妙應寺白塔和杭州飛來峰摩崖石刻造像中留下了眾多藏傳佛教的印記。同樣，中原地區的佛教也在藏區遺留下痕跡，如薩迦寺和夏魯寺的雕塑、繪畫及建築，都有大量內地佛教藝術風格留存，緙絲唐卡更是深受中原地區影響。到清代，藏傳佛教更成為蒙古、滿等民族的普遍信仰，寺院遍及茶馬古道沿途，僧人喇嘛更頻繁地往來穿梭。
清彩繪米拉日巴畫傳像唐卡
（青海省博物館藏）
明板畫佛菩薩弟子像
（青海省博物館藏）
明板畫四臂觀音像
（青海省博物館藏）
茶馬古道沿途，也是轉經朝聖道路的沿途。當地人民在路邊的巖石上、瑪尼堆上繪製和雕刻了無數的經文咒語、佛陀、菩薩和高僧的形象，還有一些神靈動物形的象，如魚、蛇、貓等，當然也有一些被視為神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為古道那漫長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聖和莊嚴，也為那遙遠的地平線增添了幾許神秘。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the Yunnan
佛教最早何時傳入雲南，至今尚無定論。漢傳、藏傳、南傳佛教共存發展是雲南佛教文化的一大特色。藏傳佛教是因吐蕃的崛起於唐初傳入雲南西北地區；與此同時為了遏製吐蕃勢力，唐王朝支持蒙含詔建立南詔，中土佛教文化也隨之大規模傳入；南傳上座部佛教於公元7世紀前後最先傳入西雙版納地區，並在多個少數民族間流行。
宋代以後，雲南的佛教傳播格局逐漸形成，其分布表現出明顯的民族化與地域化特點：滇西北的藏、納西等民族世代信仰藏傳金剛乘佛教；滇南西雙版納、德宏、紅河等地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則信奉南傳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則在滇中東部的多個民族中都有信仰。
宋大理國銀鎏金鑲珠金翅鳥（雲南省博物館藏）佛教在雲南的傳播也得益於南詔大理國統治者的青睞，自738年蒙含詔建立南詔至1253年大理國滅亡，期間500多年統治者們以佛立國，全民皆信佛。
宋大理國銀背光金阿嵯耶觀音像
（雲南省博物館藏）
宋大理國刻佛金版
（雲南省博物館藏）
宋大理國銅鎏金九股金剛杵
（雲南省博物館藏）
清銅金剛亥母立像
（雲南省博物館藏）
清銅釋迦佛坐像
（雲南省博物館藏）
石鐘山石窟以南詔國的發展歷史為主要內容，構造了一幅生動的南詔歷史畫卷。
石鐘山石窟的開鑿年代上迄南詔下至大理國，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是迄今為止雲南省內最早、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石窟群。石窟中供奉了139尊佛像，功績特別顯著的3位南詔王在石窟中均有雕像。
雲南省劍川縣石鐘山石窟雕像
雲南省劍川縣石鐘山石窟建築群
過去曾在南詔、大理轄理之下的麗江是藏傳佛教的重地。特別是從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間的180年裏，麗江先後建起了有一定宗教勢力和經濟實力的藏傳佛教噶舉派十三大寺，而麗江北部與四川交界的寧蒗縣則成為藏傳佛教最有勢力的格魯派的重地。
麗江的五大寺福國寺、文峰寺、指雲寺、普濟寺、玉峰寺——皆屬藏傳佛教寺院，其建築相容漢、納西、白等民族風格，其中保存下來的著名的麗江壁畫，多富有藏畫風格，有的本身就是藏畫，與唐卡並無很大區別。
麗江白沙壁畫
麗江白沙壁畫
在藏傳佛教向東擴展的時候，不僅有藏族民眾到漢地轉經朝聖，也形成了很強的「回流」。在藏地，無論是哪個教派的僧人，都有到拉薩朝聖拜佛學經的習俗。一般僧人要成為「格西」(相當於佛學博士)，必須要到拉薩三大寺學習很長時間，參加考試辯經。由於路途遙遠艱辛，各地僧侶與拉薩的聯系往往就靠馬幫的商隊做載體，沿茶馬古道來來往往，如此一來，宗教文化沿茶馬古道滲透到各個民族間，擴散到馬幫商人們所及的各個地方。
民國傣文貝葉經《波羅密多經》
（雲南省博物館藏）
佛寺裏學習貝葉經製作的小和尚
色達五明佛學院
色達五明佛學院
關山萬裏，古道斜陽，穿越了千年歷史的茶馬古道留下的還有中華民族永恒不滅的開拓、進取與團結互助的民族精神。在這部厚重的歷史裏，內地與邊疆各民族因茶維系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團結變得具體，茶、茶馬古道與中華民族紐帶般凝結的歷史不再抽象。
從遙遠的秦漢開始，再到唐宋的茶馬互市，直到明清滇藏、川藏線路的拓展，茶馬古道就像一條大走廊，歷經近2000年，帶動了各民族各類物資的交流，使各地區之間在經濟上形成了互通有無、互為依賴的整體。沿線的藝術、宗教和風俗文化也空前繁榮，各民族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環境中共生並存，並在潛移默化中相互包容、相互吸納、相互影響。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之間的隔閡被打破，西南邊疆少數民族也逐漸被納入中華民族文化的大範疇，民族團結和國家認同得到加強，從而為維護中國的疆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茶馬古道上的茶馬貿易、茶土貿易也使得中國西南邊疆地區進一步與國際市場接軌，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交往的前沿，進而在近代被卷入了全球化的大潮。
